原標題：讓語言為抑郁患者打開心靈之窗

抑郁癥是一種常見的情緒障礙，表現為悲傷、感到沒有價值、無望，它嚴重損害患者的心理和社會功能，并威脅其壽命。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預測，到2030年，抑郁癥將位列全球疾病負擔第一位。目前，抑郁癥的診斷主要依賴于患者的自我報告和醫生的臨床訪談。然而，由于患者對抑郁癥的了解不足，他們往往更傾向于報告身體癥狀，而不是情緒癥狀。此外，由于社會壓力的存在，患者可能會隱瞞自己的抑郁癥狀，不愿與醫生進行深入討論。因此，抑郁癥的診斷經常會出現誤診和漏診的情況。而語言為我們解決上述問題提供了可能。

語言是人們將內心的想法和情感轉化為外顯表達的最常見、最可靠的方式。語言使用模式，即個體言語表達過程中詞匯使用的傾向性，是揭示心理健康和精神病理學特征的重要指標。分析語言使用模式是抑郁癥隱秘而便捷的早期預測和輔助診斷手段。例如，自我關注是抑郁癥患者的顯著特征之一，抑郁個體自我關注程度的增加反映在第一人稱單數代詞使用頻率的增加上。相反，第一人稱復數代詞的使用頻率隨抑郁水平的增加而減少，這與個體體驗到較高的人際關系痛苦和較低的主觀幸福感有關。此外，抑郁水平越高，負性情緒詞的使用越多，正性情緒詞的使用越少，體現出抑郁個體的消極偏向和積極缺陷。以往的研究也揭示了與抑郁相關的語音特征，其中語速慢被視為抑郁癥的可靠指標。蒙特（Mundt）等人發現，接受治療的重度抑郁癥患者相比未接受治療的患者，說話更多、更快，停頓更少。總之，分析一個人的語言使用和產出特征為抑郁癥檢測提供了一種隱性方法，能夠避免在顯性測量中因自我偏見和社會期望導致的癥狀報告不足，從而提高抑郁癥檢測的準確性和可靠性。

自傳體記憶，即關于一個人親歷事件的記憶，反映關于該個體的重要信息，甚至可以說自傳體記憶定義了“我們是誰”。我們在最近的研究中采用了自傳體記憶范式，記錄下個體回憶親歷事件的口頭報告，以考察抑郁引起的語音和詞匯使用上的變化。考慮到抑郁癥患者的語言使用和產出可能受情緒情境影響，我們在自傳體記憶范式中操縱了回憶事件的情緒類型。具體來說，我們招募了40名臨床診斷為首發重度抑郁障礙的成年患者，同時招募了40名年齡和性別匹配的非抑郁個體作為對照組。所有被試都完成了第二版貝克抑郁自評量表（BDI-II），以測量其抑郁水平。在自傳體記憶任務中，被試根據電腦屏幕上呈現的情緒標簽詞（悲傷、憤怒、恐懼、中性或快樂），口頭回憶過去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件。每種情緒情境下回憶6個事件，每個事件的回憶報告持續30秒，共15分鐘的口頭報告被錄音設備記錄下來。

對于所收集的語音數據，我們進行了全面的分析，包括總字數、語速、停頓時長和停頓次數。同時，我們將錄音轉化為文本，進行分詞處理，并基于2015年簡體中文版語言查詢與字數統計（SCLIWC）詞典，提取了反映不同心理過程的詞類（如，反映注意焦點的第一人稱代詞）的詞頻。隨后，我們對語音和文本數據進行重復測量方差分析，以檢測抑郁組和對照組之間的差異。再通過相關分析，找出各情緒情境下與抑郁水平（BDI-II得分）相關的語音和文本特征，然后基于該結果，建立逐步回歸模型，評估情緒特異性的語言特征在抑郁識別中的表現。

研究結果顯示，重度抑郁障礙患者整體上比非抑郁個體說得慢、說得少，尤其當患者回憶悲傷和快樂事件時，語速能可靠預測抑郁水平。這一結果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揭示了悲傷和快樂的情境在使用語速識別抑郁時的優勢。此外，研究還發現，抑郁組和對照組在停頓時長和次數上并未出現顯著的差異，這可能是由于自由回憶削弱了組間差異。至于詞匯使用特征，我們的研究發現如下。

第一，在注意焦點方面，抑郁組比對照組使用“我”這個詞更多，表明抑郁個體自我關注度更高。當回憶憤怒事件時，這種自我關注尤其突出，揭示出抑郁癥患者的憤怒可能源于自身而非他人。

第二，在情緒性方面，重度抑郁障礙患者與非抑郁個體相比，負性情緒詞的使用頻率增加，呈現出抑郁引起的消極偏向。在回憶恐懼經歷時，患者更多地使用憤怒詞匯，表明其恐懼應對策略減少，導致敵意和攻擊性表達增加。此外，抑郁癥狀越嚴重的個體在談論憤怒的記憶時越會感到焦慮，從而更多地使用焦慮詞匯。總的來說，情緒詞反映個體對經歷過的事件的情緒反應，頻繁地使用情緒詞表明個體的情緒反應增強，這也與情緒調節效率降低有關。我們發現，個體抑郁水平越高，情緒詞使用就會越多，情緒調節效率則越低，尤其是對于恐懼的經歷。這一點得到了副詞使用結果的支持。副詞反映情緒強度，而我們的研究發現抑郁水平越高，副詞使用越多，個體的恐懼感越強。

第三，在社會聯系方面，我們的研究首次建立了抑郁癥與認同詞（如，好的、當然）使用之間的聯系，發現重度抑郁障礙患者認同詞的使用少于非抑郁個體，而認同詞反映群體共識和社會參與，此結果表明抑郁癥患者較少參與團體/社會活動或與他人達成一致，這符合抑郁癥社會孤立和社會脫離的特征。患者工作相關詞匯的使用也減少，表明其工作活動減少，畢竟失業是抑郁癥的致病因素，而就業是該疾病的保護因素。抑郁癥患者使用性詞匯和家庭詞匯多于非抑郁個體，他們的情緒記憶似乎更多地與親密關系而非社會關系聯系在一起。事實上，家庭確實在抑郁個體的經歷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抑郁個體對家庭成員的死亡、患病和冷漠感到悲傷，對他們的誤解、責罵和不公感到憤怒，對他們的分離、暴力和失望感到恐懼，對他們的陪伴、鼓勵和支持感到高興。先前采用問卷評估家庭影響的研究報告了抑郁癥與父母教養方式、家庭經濟狀況等家庭因素相關。我們的研究首次發現，家庭相關詞匯的使用是抑郁癥患者回憶自身經歷時的語言特征。

第四，在健康狀況方面，抑郁癥患者比非抑郁個體更多地使用健康類和生物類詞匯（如，軀體抱怨），這表明抑郁會增加軀體抱怨。相比非抑郁個體，抑郁癥患者在談論悲傷記憶時，更經常提及疾病、手術經歷和身體疼痛等，表現了其心理上的痛苦和對軀體癥狀的悲觀態度。此外，他們更多地使用死亡相關詞匯來敘述恐懼和中性的記憶，他們難以忘懷家人、朋友、寵物等的死亡以及自殺的想法，對死亡的恐懼和對之后可能發生的事情的不確定性似乎充斥著他們的思想。

第五，在認知風格方面，抑郁癥患者與非抑郁個體相比，心理詞匯的使用頻率增加，尤其在敘述恐懼記憶時。因果詞（如，因為、因此）用于解釋大多數創傷性事件中的因果關系，但抑郁癥患者敘述快樂的經歷時表現出對該類詞匯的偏好，這可能反映了抑郁導致積極情感減弱后的重評過程。我們還首次發現，在恐懼記憶敘述中不一致詞匯（如，應該、可能）的使用可以預測抑郁癥狀。實際上，這類詞匯反映的是認知過程。當人們壓抑自己的消極想法時，他們可能會比不壓抑時更少地使用不一致詞匯。我們的發現表明，抑郁程度越高的個體似乎越難抑制對其恐懼經歷的消極認知。

此外，與以往研究一致，我們也發現重度抑郁障礙患者在敘述恐懼記憶時使用過去時的頻率增加，表明抑郁個體很難從經歷過的恐懼中解脫出來。他們回憶悲傷經歷時較少使用成就詞，缺乏成就感可能是抑郁癥的誘因之一。在描述憤怒經歷時，患者使用介詞、連詞等功能詞的頻率減少，這是抑郁引起該類詞使用變化的首個證據。以往研究發現介詞的缺失伴隨著語言產出的不流暢性，我們的發現表明憤怒情緒可能會干擾抑郁癥患者的表達。

本研究的逐步回歸模型能解釋71.6%的抑郁程度變化，在抑郁識別方面優于大多數模型。情緒功能障礙已被廣泛且一致地視為抑郁癥的核心癥狀。然而，在研究抑郁的語言特征時，很少有研究考慮情緒因素。本研究建立的模型的優良性能表明，在通過語言使用與產出特征檢測抑郁時，不同情緒情境的選擇是提高抑郁癥識別準確率的有效手段。

總之，通過分析重度抑郁障礙患者情緒記憶的語料，我們的研究不僅證實了以往研究的發現，即代詞、情緒詞、健康相關詞匯、過去時等詞類的使用以及語速是抑郁癥的可靠指標，而且還揭示了一些新的抑郁語言特征，如家庭、認同、不一致、功能詞等詞類的使用。簡而言之，對不同情緒情境下的語料進行分析可為抑郁識別提供一種隱秘、便捷、客觀、有效的方法。此外，這種方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抑郁障礙的潛在原因（如，家庭、工作、認同）。當然，這些因素對抑郁癥發生的影響還有待進一步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高山 電子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